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阈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概念的应运而生,学术界的相关专家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其进行了深度解读。正确理解和领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内涵,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引领,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立足当下国情,理性研判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涌现出的错综复杂的问题,才能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明正确的主攻方向,才能有效规避新自由主义“精心谋划”的陷阱。基于此,本文试图解答三个研究问题,即为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时代呼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如何解读“供给侧结构性矛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如何引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而进一步厘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为“十三五”时期的中国经济巨轮助力前行。


  问题倒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时代呼唤


  自从席卷全球的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纵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领导人励精图治,拟定和实施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但与历史上头号资本主义大国总统罗斯福上台实施干预政策之后美国经济发展并未起死回生,并且在1937-1938年再次陷入周而复始的危机之中不谋而合,这场世界性的金融次贷危机并未因舍本逐末的干预措施而得到遏制。悉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历次救市行动,惊人印证了恩格斯的断言:“每当我们似乎看到繁荣时期行将到来的种种预兆,这些预兆又消失了”。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著名”经济学和“知名”学者扬言的“历史终结论”、“资本主义经济日趋维稳”等论断一再不攻自破。由于经济全球化局势日渐形成,中国经济早已融入其中,俨然成为世界经济一体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世界经济的日益萧条势必影响中国经济的平稳发展,严峻的外部经济问题倒逼中国亟需进行全面深化经济改革。


  把视角转入国内,中国经济的发展态势已经步入“新常态”,其显著特征表现为:经济增速明显放缓,由以往高速增长逐步转变为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速的明顯放缓引起了部分国人对我国经济前景的堪忧,部分别有用心者甚至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的论调,企图诱导中国经济改革陷入新自由主义的陷阱。从本质而言,中国经济的发展迈入“新常态”是中国经济总体规模由量变到质变飞跃的显著标志。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经济发展面临速度换挡节点,如同一个人,10岁至18岁期间个子猛长,18岁之后长个子的速度就慢下来了”。由于受到客观物质条件的束缚和制约,经济发展是无法实现无限高速增长的态势,马克思描述的共产主义社会里的物质极大富足也依然会有最高上限,从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来考量,经济发展在实现一定时期的高速增长势必换挡降速。


  在问题倒逼的世情国情背景下,为了破解中国经济的发展步入“新常态”所遭遇的新困境,“2015年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供给侧改革’概念,这既凸显出党中央国务院面对‘新常态’作出了宏观经济调控的重大部署,同样也预示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将发生根本性的变革”(杨利军,2016)。2015年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2016年在中央党校召开的专题研讨班的开班仪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出了科学、全面、系统的阐释,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内涵和现实诉求、供给与需求的内在耦合关系、调整改善和加强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来更好应对需求的变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给经济学”根本性质的区分等多重视角进行了深入的解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论述,无疑彰显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时代呼唤,与此同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根源上来考量是厚植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如何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解读和引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明了主攻方向,诠释出了光辉典范。


  追本逐源: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解读供给侧结构性矛盾


  (一)生产力内在要素的结构性转变导致了当前经济发展乏力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阐释社会生产的内在规律时,尤其强调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矛盾运动规律的研究,并指出,合理恰当的生产关系有益于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反之就会不断遏制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作为生产方式的主要组成部分,两者共同统一于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之中。马克思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贯穿于全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经济持续增长的过程本质上就是财富不断积累的过程,而财富积累能力的决定要素归因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当生产力发展水平处于初级阶段时,除劳动者之外,劳动工具的不断革新和劳动对象不断丰裕同样是提升财富积累能力的重要推手。随着资本主义工业时代的来临,企业家的管理能力日益成为生产力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促进着财富积累能力的提高和增强,不断助推着生产力发展水平。当人类迈入信息化时代,科技创新俨然成为引领生产力发展的先锋队和主力军。正是基于生产力内在要素的结构性转变,为人们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财富的积累提供了行之有效的依据和条件。伴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席卷而来,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劳动力红利的日益消退和自然资源的日益枯竭不断制约着生产力发展,与此同时,我国科技创新驱动能力尚未成为助推生产力发展的主导力量。近期有关科技创新研究数据表明,我国R&D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不到3%(严成棵等,2014)。从科技创新研究经费的投入总量来看,虽然呈现逐年增长的态势,并且科研专利数量不断攀升,然而与世界主要创新型国家的发展水平相比还有一定差距,有相当丰裕的科研成果未能及时转化为财富积累的创造力,进而无法实现科技创新驱动引领经济发展的现实诉求,最终导致了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乏力的严峻局面。


  (二)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失调引发了供给侧结构性风险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十分重视政府在经济生产过程中对资源的配置作用,特别是发现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以来,尤其强调缓解生产危机的主要手段是充分发挥政府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全面实行计划经济的背景下,政府对生产资料的集中配置不断提高着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改革开放后,我国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不断凸显,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得到显著提升。政府和市场对经济的调控机制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关键内核,同样也是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和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内在协调与否直接影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统一。步入“新常态”下的中央政府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与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出现明显的失调,严重影响国民经济健康平稳的发展。在资本市场领域,如果遵循市场平等竞争原则,在竞争效率和创新效率双高的股份制企业理应配置更多的资本,不断激发中小企业的生产力和创造力来助推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可是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应付上级考核,不惜举债加大政绩工程建设,试图借此拉动地方经济的快速增长,最终导致资本在行业间的配置出现严重错位,政府负债率逐年攀升。在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如何协调好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已经成为化解供给侧结构性风险的关键。


  应然之举: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引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一)以创新驱动引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马克思在研究货币与商品的内在关联时,提出了产品生产的创新理念。马克思指出:“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社会需求作为产品产生的前提条件,与此同时,新产品要想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脱颖而出,就必须不断开创新工艺、新技术和新方法来不断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依靠创新不断提升新产品的性能与质量,从而实现供给的消费品能够不断满足人民大众日益增长的消费诉求,为现实需求和有效供给提供切实有益的条件和保障。


  结合我国当前的现实境遇,首先,必须要以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以及产品创新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必须要以科技创新为驱动不断引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顺利进行,必须采取多重激励机制不断激发创新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断提高创新要素在资源配置中的比重。当前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逐年提升,但与主要创新型国家相比还有差距,基础研究经费单一依赖中央财政支出现象凸显,基础研究设施设备、基础研究环境与国外主要创新型国家相比有待改善。这些潜在问题不断影响着我国基础研究的健康发展,导致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无法得到有效提升,自主创新产品在数量和质量上始终落后于世界主要创新型国家发展水平。基于此,我国应继续加大中央财政扶持基础研究的力度,加大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的刺激下不断激发自主创新能力。其次,要充分调动地方经济扶持基础研究的積极性和主动性,要不断制定、贯彻和落实创新政策,完善创新环境,鼓励、支持和引导企业积极进行基础研究,不断发挥企业创新驱动的主力军作用,打造一批在国际上具备创新力和主导力的领军型企业。与此同时,要以高校、科学研究所和知名企业为依托,创新产学研协同发展的全新模式,构建一群具有凝聚力、向心力和感召力的创新型研究区域和中心来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最后,要不断重视科研创新成果和科研专利的保护、推广和转化,在确保科研人员专利权的基础上积极有效推广全新的生产方式,在生产过程中实现规模效应和扩散效应并举的良好局面,让科研创新成果得以快速转化,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注入源源不断的自主创新能力,实现以创新驱动引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终目的。


  (二)以有效协调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引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分析社会生产时,特别注重研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矛盾运动规律,并且进一步指出合理的生产关系有助于生产力的发展,不合理的生产关系将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非常重视政府在经济生产过程中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爆发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时代背景下,指出政府对资源的配置是缓和生产危机的关键手段。


  基于以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结合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要协调好政府和市场的内在关系,政府要对资本作用的深度和广度进行严格管控。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突出任务,单从字面来讲,容易误解为政府的干预行为,是政府加大对市场的监管力度,但政府的调控作用也是建立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基础上进行的,与市场对资源的配置相辅相成,政府必须有所作为,如果仅仅依赖市场对供需关系的调节,将会诱发大量的产业工人下岗失业,严重威胁我国社会的安全与稳定。与此同时,政府必须监管食品安全和严厉打击各类假冒伪劣商品,如果消费者对于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的现实诉求无法得到有效满足,问题食品、低端过时产品、假冒伪劣产品充斥着国内消费品行业,将会导致国内大量购买力支撑的消费需求涌向“海购”市场、“海淘”市场,将会造成国内消费品市场日益萧条和萎缩,大批民族企业濒临破产,失业人数不断攀高。对于关乎国民经济命脉、人民切身利益的行业如国防、科技、教育、卫生、医疗等,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要做好对资本作用深度和广度的把控。对于关乎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国家生态安全、国家战略安全以及国家重大公共项目等领域,一旦出现供求结构性失衡,必须及时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来弥补市场配置资源的不足,政府的宏观调控是必要的,同时又是与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紧密协调统一。其次,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入了攻坚期和深水区,在有效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同时尽量避免其对经济活动的过度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同样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备法宝。其一,政府财政应逐步削减对国有企业的过度扶持力度,特别是减少对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的国有或集体企业的补贴力度,快速淘汰“僵尸企业”,此举不但可以为政府“减负”,缓解财政“高杠杆”风险,而且还能优化资源在各部门、各行业中的合理高效配置。其二,在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中有效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功能,充分运用价格、竞争、供求机制的作用,在生产资料部门和消费资料部门之间实现供求关系平衡,引导过时消费品和落后厂商及时退出市场,促进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再次平衡产能供求市场和消费品供求市场。其三,对于竞争性产品市场,政府的干预力度要所有降低,放手让市场充当配置资源的主导力量。与此同时,在涉及国计民生的公共品领域如道路、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领域,政府财政应加大扶持力度来破解市场机制在公共品领域的失效问题,从而有效降低市场主体在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过程中的成本,最终实现以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协调统一引领当前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作者:何汉斌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 

  2.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0 

  3.杨利军.供给侧改革的意义、路径及对策[J].商业经济研究,2016(17) 

  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N].人民日报,2015-12-22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