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资本主义“虚幻共同体”的伦理困境分析

由人派生出来的所有行为体,均是人的共同体,是既存在矛盾冲突、又必须合群共生的对立统一体[1]。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国家是“虚幻共同体”的形式。资本主义国家共同体是资产阶级实现统治、维护阶级利益的需要,因此,该共同体并不是社会普遍利益的人格代表,而是资产阶级特殊利益的体现,进而其在形式上是虚幻的,在伦理建构上也存在缺陷。当今资本主义“虚幻共同体”对经济、政治、社会分配和文化的现代性谋划与建构,更加凸显了其伦理困境。
 
  一、资本主义“虚幻共同体”的伦理特性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国家实际上是“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m?。它以代表多数人利益的共同体的形式,来标榜其获得政权以及执政的道德合法性,因此,演变为资本主义“虚幻共同体”的伦理架构。其伦理特性主要是:虚幻性、排他性和人本质的裂变。
 
  (一)资本主义“虚幻共同体”的“自由”“平等”等伦理形式实质上是“超阶级国家”伦理幻觉
 
  资本主义共同体伦理的产生与资产阶级形成过程是密切联系的。资产者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必然要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成为阶级,“使自己的通常的利益具有一种普遍的形式”。“超阶级”的伦理建构是为其利益共同体的建立提供必要的道德基础。因此,所谓“超阶级”伦理体系不过是为了在伦理上维护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资本主义架构下的“理性”“平等”“人权”和“正义”的道德观,其本质是资产阶级的“特殊道德”。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资本主义“虚幻共同体”的伦理观仅是重复与巩固资产阶级利益观。因此,资本主义“虚幻共同体”“超阶级”的伦理实质上是维护资产阶级私人利益的道德统治工具。
 
  (二)资产阶级“虚幻共同体”中个人利益与普遍利益之间相互分裂导致其伦理上具有排他性
 
  外在的私人利益支配性力量的形成,促使资产阶级伦理与大众伦理之间的冲突。资本主义庞大的物质生产能力使人类社会迅速发展,但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私有性,因此,随着分工细化也产生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矛盾。
 
  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为了谋取自身利益、维护阶级统治,将私人利益以国家的形式确立起来,并且将资产阶级伦理上升为国家伦理,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与这种特殊利益相脱离的、凌驾于社会之上的“超阶级”伦理,掩盖着资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的事实: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互之间的斗争,争取选举的斗争等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
 
  资本家的目的是让共同体成员相信其统治是普遍的、必要的和合法的,使这种“超阶级”伦理成为“公正的”正统道德理念。这种看似合法、公正而又合理的正统道德,其根本目的是确立资本主义伦理的统治地位,而将其他阶级的伦理排除在国家伦理之外。
 
  (三)资产阶级国家的“虚幻共同体”伦理表现为人本质的裂变
 
  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共同体是建立在“平等”“自由”“理性”伦理上的共同体,但在本质上是与人类物质生活相反的一种虚幻表征,它并不是共同体成员生活的真实反映。“在这样的国家,人……被我们整个社会组织败坏了的人……被非人的关系和势力控制了的人,一句话,还不是真正的类存在物。”虽然在共同体中人们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这种人权仅仅是维护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工具,这就意味着其他阶级就必然要臣服于资产阶级伦理才能获得所谓的“人权”。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虚幻共同体”中的人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总和,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人。资本主义国家这种“虚幻的”社会生活,实际上是私有制经济关系中的市民生活。“把市民社会的原子彼此连接起来……是利己主义的人。”[6]154被私人雇佣的劳动者,仅仅是提供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因而被工具化。因此,资本主义“虚幻共同体”伦理不得不面临双重困扰,一方面是“超阶级”伦理的虚幻性,另一方面是市民伦理的自私性,这是人的本质的裂变。
 
  二、资本主义“虚幻共同体”的现代性伦理建构
 
  现代性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的社会发展范式的特征概括。美国著名学者马泰?卡林内斯库认为,现代性包含“进步的学说,相信科学技术造福人类的可能性,对时间的关切,对理性的崇拜,在抽象人文主义框架中得到界定的自由理想,还有实用主义和崇拜行动与成功的定向……”的理性主体原则。资本主义“虚幻共同体”在该原则的指导下生成进化。
 
  另外,西方现代性经济的全球化是现代资本主义共同体生成的主要因素,尤其是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组织化和制度化。于是,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体系化和制度化的现代共同体伦理被普遍确立,并打上了资产阶级的烙印。资本主义“虚幻共同体”现代性的发展,私有制的缺陷被进一步放大,凸显了该共同体经济、政治、社会分配和文化伦理建构的困境。
 
  首先,在经济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前提,以此为基础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经济是西方经济理论的起点,因此,资本主义“虚幻共同体”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其特有的经济主义伦理观,经济主义伦理观主要包含“经济人”伦理假设和唯GDP发展伦理观。
 
  “经济人”假设理论的出现和发展,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具有客观的历史必然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亚当?斯密认为,经济人由于其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受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导,尽力达成并非本意的目的使他能比他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
 
  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客观上暂时缓解了个人与社会利益的矛盾。但是其无限度的私欲将人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乃至人与社会的关系简约成为经济联系。
 
  马克思认为,经济人……是一定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甚至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也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消解了人伦。
 
  另一方面,唯GDP发展伦理观将“天然自然”祛魅,无限度地“人化自然”。唯GDP发展伦理观,就是无视自然规律,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无差别统一,将国民生产总值(GDP)作为衡量人类共同体发展的唯一指标和中心任务,其实质是一种经济主义的思维。
 
  GDP发展评价模式曾经指导过人类经济的总体发展,但是这种经济主义不从逻辑目的上加以限制,换言之,如果不把它作为发展的一种逻辑方式和手段,而是为了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就会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可怕的极端经济主义,即为了经济发展可以甚至牺牲环境、牺牲全人类的利益,消解了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天伦。然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不只是经济的发展,也包括政治、伦理、审美等方面全面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一味强调,忽视人的自身道德发展,会造成经济与伦理发展的不均衡,从而出现伦理危机。
 
  其次,在政治上,资本主义“虚幻共同体”的现代精神特征是以自由主义为道德核心的现代性政治伦理。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自由和平等曾一度成为人类打破封建伦理桎梏,构建资本主义共同体的道德准则。然而,在现实历史过程中,资产阶级所崇尚的自由民主的背后,却存在资本现代性内在蕴藏的历史与道德的二元悖论,即残酷压榨、不平等的金钱政治、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政治伦理观诞生于“自由民主、等价交换、自我意志、个人主义”铁幕中,是资产阶级学者所推崇的普世价值形态的缩影。虽然相对于等级森严的封建神权伦理是进步的,但是前者仍然窠臼于“非我族类,其意必殊”的基本逻辑。其提倡的自由主义,仅限于资本主义市场流通和交换领域的自由,即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的竞争自由,并非政治权利平等和人权的自由。在资本财富原始积累的基础上,形成了为其保驾护航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即资本主义“虚幻共同体”,突出体现在暴力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最主要手段。
 
  马克思认为利用国家……有组织的社会暴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其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总之,以“圈运动”和“新航路开辟”为代表的血腥历史,同时也是以迎合资本主义经济需求为基础的政治扩张史。对资本财富的需求不但开辟了现代性的世界交往的历史之路,而且萌发了资本主义现代性政治伦理特质,即“自由、平等、理性、功利”。
 
  再次,在社会分配上,构建共同体社会分配伦理的要义是分配公正。分配公正是指在机会均等的条件下,每个人获得与自己投人有效资源相称的收益。另外,全球范围内资源的分配也应着眼于公平公正。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工资是被雇佣劳动力转化为价值的形式,资本家通过延长劳动者的劳动时间或者强迫劳动者提高劳动强度来增加商品的剩余价值,但是剩余价值却被资本家以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名义无偿占有。这揭示了资本主义分配关系剥削实质的非正义、非公平。
 
  虽然当今的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一系列的社会改革改善了分配制度,但是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存在,资产阶级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在根本上不会改变。并且,掌握社会全部资本的资产阶级利用一切手段维护自身既得利益,包括控制议会和政府,利用法律和特权限制社会上绝大部分人的社会财富分配权。而就社会财富的生产过程来看,社会上绝大部分人有权参与社会财富分配,社会分配的不公正是造成资产阶级“虚幻共同体”社会分配伦理危机的主要因素。
 
  当前的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资产阶级不仅剥削本国人民,同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工业产品和原材料及初级产品的价格剪刀差和本国在国际经济秩序上的优势地位,在国际交易市场上压低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价格,大量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财富,从而造成“南北差异”。1952-1991年,发展中国家损失财富达1223亿美元;1970-1995年,第三世界国家的公共债务增加了21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发动“货币战争”和设置“贸易壁垒”,竭力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经济危机。此外,利用战争重整世界利益格局在资本主义历史进程中也屡见不鲜,这些都与人类社会向往分配合理公正的伦理相悖。
 
  最后,在文化方面,西方普世价值是资本主义“虚幻共同体”文化伦理观的核心,其特征是传播范围广、影响程度深、持续时间长。资本主义文化伦理观建构的重要载体主要包括:西方中心主义以及“文明的冲突”。
 
  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提出“文明的冲突”观点,此观点可简单地表述为:当今世界的问题和冲突,绝非军事冲突与经济冲突,而是文化冲突,是诸文明体系之间的冲突--是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冲突,是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其目的是构建资本主义文化软实力,其要义是世界不同形态的文明应当接受以美国文化为主导的西方价值观。
 
  “文化软实力”理论与西方20世纪下半叶的“反思现代性”思潮有关。现代性思想和文化一方面表现出资本主义思想反抗传统封建和宗教思想的“进步性”,强调“理性、自由、民主、平等”和“解放”,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普世性价值”;另一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共同体利用其在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优势将其对外扩张、强占世界市场和资源的行为美化为“自由民主”文化价值观的传播。
 
  资本主义文化伦理观的另一个重要载体是西方中心主义。现代“西方中心主义”以西方资本主义共同体文化为卖点,认为将先进的西方文化强行输送到世界各地是其职责,这种行为实质上与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的行为无异,BP“右手执着宝剑,左手擎着《圣经》”。这种文化传播方式具有极强的霸权性、攻击性和欺骗性,因为在此过程中总是伴随着对殖民地军事占领、政治统治和经济掠夺。
 
  作为现代性结果的全球化,实质上就是世界文明被迫欧洲化,非欧洲文明被迫边缘化。本土文化被迫“与现代性接轨”,不得不在资本主义文化价值框架内重新考量本民族文化存在的合理性。总之,文化霸权主义与西方中心主义文化伦理观是与资本主义“虚幻共同体”所标榜的“自由、平等、人权”的普世价值观背道而驰,并不符合全人类的利益。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构建展望
 
  共同体本来是一个社会学词汇,但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共同体”与“相互依存”等概念进入伦理学话语体系。当前,世界形成了非常复杂的利益交融格局,现代性世界已形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立体网状结构。
 
  然而,资本主义“虚幻共同体”所构建的“超阶级”的伦理,因其虚幻性、排他性以及对人本质的分裂的特性,不利于全球化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体系。因此,中国的和平崛起应倡导责任共担、利益共享、远近兼顾、相互包容等伦理价值观,避免资本主义“虚幻共同体”现代性和道德相矛盾的二律背反。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全球,与时俱进,提出并不断阐释、充实“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先进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需要世界各民族、各国家以“开放、包容、合作、交流”的道德理念,代替过去“封闭、对抗、矛盾、冲突”的道德思维,其内在的道德逻辑,源自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四大思想根源。
 
  一是源于中国“天下大同”的道德精髓。儒家一贯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推崇“仁、义、礼、智、信”;道家则“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来强调“不争”的重要性。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都追求和谐共生的“仁者”之道,摒弃独我和排他的霸道,“为政以德,众星拱之”“仁者爱人”的“协和万邦”和“天下大同”思想是中华传统道德文化的真正精髓。
 
  二是源于“求同存异”的道德核心。新中国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核心是“求同存异”,也就是说人类各共同体之间应更多关切彼此共同利益,而不应以意识形态与制度的差异进行激烈对抗。求同存异,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道德核心。
 
  三是源于“和谐世界”的道德意识。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和谐世界”(“天下一家”),提倡“礼仪万邦”,而当今新的时代背景又赋予了其新的释义。
 
  首先,经济与政治的联系替代了传统的血缘关系,各共同体之间应在促进世界普遍繁荣,即在“互惠互利,合作共贏”的基础上加深合作,共享科技信息革命的成果。应建立民主平等的国际关系,国际成员之间应本着“求同存异”的理念,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各国的文化、历史和现实以及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
 
  其次,中国传统的“礼治”和“法治”思想在处理重大国际问题上,表现为应本着维护世界和区域安全稳定,在“互信、对话、合作”的“礼治”基础上,依照事物的是非曲直解决全球性问题,依据国际法和平处理国际争端;更为重要的是“和谐世界”需要从思想文化上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在“密切交流、相互理解、彼此包容”的基础上,形成人类文明文化多样性的国际共识。
 
  四是源于“和平嵋起”的道德追求。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继续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强调要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攻坚期和深水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的中国梦需要国际国内和平稳定的环境,同时,一个繁荣富强稳定的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中坚力量。因此,“和平崛起”的发展理念符合中国和世界的共同利益。
 
  故而,在现实的道德实践中,中国的发展战略不论是从国内的“先富带动后富”“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战略,还是从国际上构建“一带一路”经济带和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都是统筹兼顾各方利益,着眼于国际和国内两方面视野,致力于共同发展和互利共赢。
 
                                                                                                      王宇轩,宋庆侠,张玉洁
                                                                                                  (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