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觉的历程:民族主义与中国近代国族观的产生及演变

 近代以来,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国人一方面从传统中汲取养分,另一方面引进各种西方理论、学说,以期实现救亡图存之目标。一时间,各类救亡思想井喷式爆发,但条分缕析清末以来的各种激进与保守、改良与革命的思潮“都可发现其所包含的民族主义关怀,故都可视为民族主义的不同表现形式”。正是在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中华民族”一词得以产生,其内涵也在不断演变中逐渐与‘‘国族”这一包含中国国内各族类共同体的概念相—致“中华民族”概念的产生与演变,正是中华民族由“自在”到“自觉”的反映,对此学界虽有一定研究,但尚未对民族主义与中国近代国族观之间的勾连互动作系统分析。通过此种分析,无疑将使我们对中国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有更清晰的认识。
  一、中西合流:中国近代国族观的思想来源
  ‘‘民族”一词,在魏晋以来的一千余年间(493-1851),见诸文献者甚多,就古代文献中“民族”一词的含义来看,它除了含有宗族之属与华夷之别的意义外,还表达一种等级关系,处于统治中心的族群为“皇族”而其他族群则称为“民族”063-64。但是,把民族与国家紧密结合,强调其政治统一性与地域—体性的思想(即国族思想),则是在清末伴随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传入而形成的。然而,民族主义即使在西方也“没有一个定义能为人们普遍接受”03192,这是因为民族主义“是一个非常多样化的现象,并从属于它所诞生和成长的历史和地理条件”[46。因此,要认识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与国族概念,必须对其生长的历史和思想背景一中国传统族类观有所了解。
  一般认为,中国传统族类思想主要包括华夏中心观、华尊夷卑观,以及由华尊夷卑推导出来的华夷之辨或夷夏大防这几种观念056。有学者指出:“华夏、中国两词在西周出现,并被反复使用,成为当时和此后中国人的自我称谓。”自称的使用,暗示着“他者”的出现。对于他者“华夏”常用具有强烈‘‘非人”含意的词,如戎、狄、蛮、夷、羌等来指称。其中“夷”逐渐成为非‘‘华夏”族群的代称。所谓中国传统族类思想,实则是围绕“华”与‘‘夷”的关系而产生的一系列态度、观点。所以“华夏中心”观(或称“中国中心”观)指的是:华夏的礼仪文化等文明远远凌驾于夷狄之上,是文明的中心,并由此影射到地域上,指华夏处于地理的中心,占有‘‘天下”的主体地位。与此相联,在华夷关系上应体现出一种等级性或曰尊卑性,即“华尊夷卑”。为巩固这种尊卑关系,并使其具有可辨识性“夷夏之辨”油然而生,但‘‘夷夏”如何“辨”却因环境不同而有所差别。通常,当华夏遭受外夷入侵或威胁时,为增强华夏的认同感与凝聚力,往往强调基于血缘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内诸夏而外夷狄”,即以种族、地域作为‘‘辨”的依据。而当华夏强盛或有异族群主动融入华夏时,为扩大华夏的人口与地域,往往强调基于文化的“中国而为夷狄则夷之,夷而有礼义则中国之”,即以文化的发达程度来辨识华、夷。不同辨识标准的确立,使中国传统族类思想具有较大的弹性与发展空间。由此,梁启超等人引入西方学理构建中国近代国族观时,存续数千年的传统族类思想并未消失无踪;相反,它的许多理念成为构建新国族观的基石。相对来说,在传统族类思想中,种族的强调在于合同族,具有一定的封闭性,而文化的强调在于融他族,具有一定的开放性。而种族与文化因素在构建近代国族观中哪种占主导,则由近代中国不同党派或团体功利性的解释所决定。这在革命派与改良派在建构各自的国族观时,分别援引种族或文化作为辨识国族的标准与依据中有突出表现。
  我们还应看到,中国传统族类观虽是近代‘‘国族观”生长的土壤,但其现代性内含却直接导源于西方。特别是受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国族观的影响,中国新式知识分子“正是通过使用从日本传入的现代‘民族’和‘民族主义’等概念,最终在较为完整的意义上确立了现代‘民族’观念和意识”08674。日文“民族”一词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而且多是翻译德文著作时对应的译名065。曰本之所以选择从德国吸收国族概念,与日本和德国民族单一性及其强国之路的相似有关。相较于法国‘‘自由民族的概念”,德国“民族词更强调“具有共同语言、风俗和历史自然有机体的概念”09?。这造成了德、日对“种族”(race)与“民族”(nation)概念合一的认识,从而影响了中国对国族概念的认知。故有学者指出:“受从曰本舶来的狭隘西方民族主义观念的影响‘民族’一词在进入中国之初,大多数人都将其理解为一种以血缘为基础的人类共同体,从而和种族主义等同”M59。这种把种族融入国族之中的思想,不但在革命派高举‘‘华夷”之辨以排满的活动中能够看到,在之后以同化为基础建构中华民族的大汉族主义思想中,仍能看到其身影。
  二、一元与多元:大民族主义与小民族主义的取舍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式知识精英经由日本传入民族主义等概念,民族主义一经引入就被各方追捧,视为救国的不二法门。他们表示:“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他们还指出:“今日者,民族主义发达之时代也,而中国当其冲,故今日而再不以民族主义提倡于吾中国,则吾中国乃真亡矣。”然而,伴随着民族主义的盛行,对于民族主义的解释却存在不同的声音,不同的党派和精英对民族主义的定义往往有激烈的冲突。在这里,民族主义是什么的问题取决于不同的政治理念与集团利益。而这一时期的党派或利益集团概分为两种:一种是以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改良派,一种是以孙中山等人为代表的革命派。两者在政治理念上的差异,可从他们对民族主义的解释中清楚地看出。
  作为改良派的领军人物,梁启超最早引入“民族主义”相关概念并进行界定。由于改良派在政治上要求把满族纳入国族之内,联满以建国,合群以对外,所以,在对民族主义的解释中,强调要建立合国内各族群为一体的大民族主义。梁启超在1903年指出:“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认为,中国要提民族建国,就必须“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否则将与民族建国的目的南辕而北辙。此一“大民族”的内涵与其在1902年提出并在日后广泛使用的“中华民族”概念相吻合。为使这一观点具有坚固的历史基础,改良派利用“夷夏转变”来佐证。其中,康有为在1902年就指出:“孔子《春秋》之义,中国而为夷狄则夷之,夷而有礼义则中国之……所谓满、汉者……其教化文义,皆从周公、孔子,其礼乐典章,皆用汉、唐、宋、明……盖化为一国,无复有几微之别久矣。”
  与改良派相反,革命派则指出要抵制帝国主义的侵略“非先倒满洲政府”不可,因为“今有满清政府为之鹰犬,则彼外国欲取我土地,有予取予携之便矣”,故而号召排满革命。为凝聚革命力量,革命派将种族性的“华夷之辨”融入近代民族主义之中,他们认为“合同种,异异种,以建一民族的国家,是曰民族主义”。刘师培亦以“夷夏之辨”论证满汉互异,为排满张目。他说:“中国之国本何在乎?则华夷二字而已。上迄三代,下迄近今,华夷二字,深中民心……故内夏外夷遂为中国立国之基。”当然,无论是改良派的“满汉不分”,还是革命派的“排满革命”,其根本目的都是借此陶铸国魂,建构统一的国族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实现国家的独立富强。正是这一根本目的的相同,使得改良派在政治上失势之后,其“大民族主义”思想被革命派继承发展,革命派对狭隘种族主义的放弃也显得顺理成章。
  革命派在清帝国遗产上建立统一民族国家的理想,注定了其狭隘的复仇性排满只是一种策略性的手段。因为,一但满族被排除在建国之外,多米诺骨牌效应就会启动,随之拥有广阔边疆领土的蒙、藏、回等族必然会有脱离中国的危险,这不但会失去各族群对新建民族国家的支持,更会失去各边疆族群所居住的广袤领土与资源,这种以种族主义为核心的国族观的后遗症,是革命派所能想象而不愿看到的。这也是为什么1906年时,孙中山还强调满族“不能久留在中国”,必“急起驱除之”;到1910年,他却说:“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孙中山进一步指出:“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此后“五族共和”思想在民初得到广泛传播,但随即孙中山等人看到此种学说潜在的风险,那就是“五族共和”提法背后,暗示着对满、蒙、回、藏“民族”身份的承认,按近代民族主义理论与威尔逊的“民族自决”主张,此四族皆有“自决”之权力,一但行使,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国家的分裂,加之民国初期出现的部分外蒙古王公和藏族等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的分裂行径,更坚定了孙中山等人放弃“五族共和”的主张。他认为,“五族之说”妨碍了国家的团结,甚至“以民国之不幸,皆由不吉之五色旗有以致之也”。对“五族共和”否定的同时,大洋彼岸的美国熔各族于一炉的成果使孙中山心向往之,他介绍说:“美国人的种族比任一国都要复杂,各洲各国的移民都有,到了美国之后,就熔化起来,所谓合一炉而冶之……美国因为有独立的民族,所以便成世界上独立的国家。”故而,孙中山开始以美国为模板建构中国的国族,他强调:“吾人欲实行民族主义,当以美为模范,以汉人之文明,另造一五族混合之新民族则须弃汉族之名称,另造一民族名称……曰‘中华民族’。”181但此“中华民族”的建立需以汉族为中心,以“同化”为手段。孙中山在1921年的演说中描述了这一构想,他说:“我们在今日讲中国的民族主义,不能笼统讲五族的民族主义,应该讲汉族的民族主义……拿汉族来做中心,使满、蒙、回、藏四族都来同化于我们。”此种以汉族为中心“同化”他族,进而建构中华民族的观点,存有传统“华尊夷卑”的影子,难脱“大汉族主义”之嫌。
  需要指出的是,晚年孙中山的国族观再次发生转变。与之前以同化为基础的国族观不同,1923年后,受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民族自决权”的影响,孙中山的国族观开始强调“以平等为基础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观”,即“主张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各民族的融合”。1924年国民党一大郑重宣布:“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又说:“文持成文以治国,既求民族之融化,更图西北之发展。”“融化”与“同化”虽仅一字之差,也足见孙中山对“大汉族主义”的有意回避,其目标更应是建立一种超越血统、种族的以国家统一与文化相融为特征的民族国家。
  三、民族的“消失”南京国民政府的国族观
  作为中华民国的“国父”与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各派系对其思想只能进行诠释与解读,而不敢公开反对。加之“国民党是一个集权形态的革命性政党,长期实行个人集权领导体制,党的决策权力由领袖及几位派系首领所掌控,形成典型的寡头政党。因此,党的领袖及寡头们的政治理念对该党意识形态具有相当程度的影响”。所以,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也为国民政府所继承,并在抗战背景下,由蒋介石发展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三民主义成为国家施政的思想纲领。1929年国民党三大强调‘(本党)以实现三民主义为唯一目的’,“于民族主义上,乃求汉、满、蒙、回、藏人民密切的团结,成一强固有力之国族”上。随着外患日深,特别是“九?-八”事变的爆发,中华民族的复兴成为具有统治性的话语霸权,谁代表中华民族,谁就具有“天然”合法性。所以,国民党在1931年的四大上宣布:“中华民国、中华民族和中国国民党的生命,是整个的,不是单独的’,‘党的利益,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族的利益,中华民国、中华民族的利益,这才是真正党的利益下。对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的标榜,以及日本侵略的加剧,使得建立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以对抗外敌,成为南京国民政府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由于国共在政治上的分裂,使得共产党以“民族自决”为基础,建立多元一体国族观的路径被排斥。而孙中山之前提出的以同化为解决国族团结困境钥匙的观点,也暴露出一些逻辑问题:首先,同化的逻辑起点是满、蒙、回、藏等在本质上应是与汉族相当的“民族”,这就意味着他们有以“民族”身份为依据要求自治或独立的权利;其次“同化”的路径暗示着中华民族并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人为建构的,从而使其合法性受到质疑;再者,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与“中华民族”之间的关系也存在“民族套民族”的逻辑矛盾。
  为化解上述矛盾,赋予中华民族以“自然化”的合法性,自20纪30年代开始,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知识精英开始对“中华民族”这一概念进行再解释,特别是1939年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提出:“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一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一从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使用这‘民族’二字”,所谓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之说,实在是“中国人自己作茧自缚”,给那些别有用心者和敌人以可乘之机,同时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这是信念,也是事实。此一提法颠覆了以往国族观念,论证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此文一经发表,就引起各界争论,赞同者、反对者均有之。如费孝通就认为,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多民族、少数民族客观存在的事实应该尊重。而白寿彝却公开赞同这一观点,并称赞顾颉刚之文是以事实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开篇之作08704。刘鸿焕等人也支持说:“有些人特别强认中国内部所谓‘少数民族’问题,那是错误的!其实汉人、满人、蒙人、回人、藏人以及苗人等这一些称呼,严格地说,已经不能代表民族的名称,因为它们并没有因血统等关系而形成另外的组织而单独的存在。”
  顾颉刚的观点对国民政府的国族观影响多大尚不敢断言,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观点是受到国民政府的认同与欢迎的。但与顾颉刚不同,1940年代初,国民政府在否认各“民族”外,开始用“宗族”来指称前期的“民族”,以此建立模拟家族关系的血缘上的国族纽带。如俞剑华曾指出:“中华民族所包含的宗族各类,虽然很复杂,但大部分早已泯灭无迹,又好像很单纯了……中华民族确像一个五世同堂、支庶极多的大家庭,中华民族史也就是一部世界最大的族谱。”0299岑家梧也在《论民族与宗族》一文中说:“向来大家都认为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这种错误的观念,直至抗战后才破除……在中国境内的人民,虽然有着许多奇异的名号,无一不与中原汉人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他们经过数千年历史的演进,至今已与汉人融化为一个庞大的中华民族了。”0301强大的政治与舆论压力使得与此国族观相左的观点不但受到批判,甚至难以发出声音。如民国著名社会学、民族学家吴文藻,曾于1943年参加西北建设考察团,负责调查西北民族问题。但由于国民政府要求以中国不存在各少数民族的基调写作调查报告,吴文藻因对此观点持有异议,最终没有完成一份有分量的考察报告与调查论文。
  四、余论
  考察中国传统族类观向近代国族观转变的进程,我们不难发现,这一进程与中国前现代社会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是一致的。1911年,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华民国建立后,需要的不再是一个模糊的边缘,而是一个清晰的边界。这一边界应与国族范围相对应,从而使得居住于边疆、传统上被视为“夷狄”的各少数族群包容于新建构的“中华民族”之中。由此,传统族类观中的‘‘夷夏之辨”已不适应边疆各族群。随着边疆危机的加深,特别是抗日战争的到来,如何把边疆各族群纳入到中华民族历史谱系之中,从而形成各族群团结抗战的图景,成为民国边疆史地研究与国民政府民族政策的主要目标,因为这不但关系到国家政权在边疆合法性的问题,更影响到整个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故而,有学者认为,“民国以来的边疆民族史研究可说是一种建立、塑造‘中华民族’的集体历史回忆活动”。
 
作者简介: 储竞争( 1983—) ,男,安徽淮北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西北社会史研究。